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改革的关键抓手，对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混改的持续深入，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日趋创新多元，混改企业的治理之困、机制之困、监管之困也愈发凸显。特别是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混改的一类特殊载体，在治理结构、价值理念、运行逻辑和监管要求等方面相较传统的国有企业有着巨大差异，同时囿于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成熟经验的缺失，导致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突出问题和深层矛盾，一定程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阻碍了改革的深化。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我们透过问题现象看本质、把握客观规律、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法则。科学辩证地运用矛盾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在改革探索中，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些矛盾，准确把握产生问题的原因，抓住主要矛盾，科学处理好各方关系，对我们破解当下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困局，促进集团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面临的问题
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混改的一类特殊载体，从企业属性看，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类企业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但通过所持表决权或特殊机制安排，仍能对企业形成实际控制。与传统的国有独（全）资和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相比，在治理结构、价值追求、管理逻辑和监管要求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这类企业既要坚持国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又要尊重非公资本的利益诉求，既要贯彻落实国有股东意志，又不能简单以行政命令代替法人治理作用，既要全力保持企业的稳健经营、最大限度维护国有资本权益，又要设法调动非公资本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在实践中，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控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撑，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也不够丰富。虽然部分领域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但现实中还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平衡、价值理念不相容、监管逻辑不匹配等一系列困惑和阻碍。
（一）从外部环境看，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实践经验不够完备
1.专项法规和政策的缺位
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形式，而是从所有制角度对某一类企业的概括，与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相对应。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这类企业的专门性定义，仅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中进行了简单界定。这就导致了在管理活动中，出现了法律属性不明确、监管边界不清晰、公私产权缺乏平等保护、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混淆等突出问题。
2.成熟实践经验的缺失
从实践情况来看，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种企业样态出现较晚，过去一段时间基本是纳入混合所有制企业范畴统一管理。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出台后，国资国企加大改革步伐，社会各界积极倡导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国资央企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不同程度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呈现出百家争鸣、齐头并进的积极态势，但总体效果参差不齐，尚未形成标准统一、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样板。
（二）从内部现状看，传统国资监管逻辑和新的多元管理需要矛盾突出
1.在治理结构上，权责边界尚未厘清
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三会一层”的运转逻辑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差异明显。股东（大）会层面，各所有制股东所持表决权相对分散，国有股东不再是“一股独大”，传统的“上级命令式”监管方式不再适用。董事会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制度如何贯彻落实，国有资本意志和企业自身意愿并不能完全统一。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冲突，在属性各异的成员构成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国资监管的边界如何界定？谁对企业的经营发展负最终责任？各治理主体、各所有制委派的代表怎样科学制衡和协调运转？这些都是亟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2.在管理运行上，经营逻辑差异巨大
国有资本的经营理念更加注重程序规范和风险防控，通过集体决策来规避风险、追求绝对合规，本质上是监督保值为先的逻辑。非公资本的经营理念是效率优先、收益优先，风险偏好更加激进，内在上是价值创造为先的逻辑。二者理念和理解的差异，造成经营决策时的选择困境，特别是在战略的制定、市场的研判、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选择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关键决策上，往往要投入大量的管理成本、时间成本来反复论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前提条件，在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面前，显得低效和迟钝。
3.在激励机制上，理念方式有待统一
国有资本、非公资本在激励机制和理念上差异显著。首先表现在用人导向和遵循标准上的差异，国有资本强调政治能力，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格遵照党管干部原则，要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非公资本更注重市场导向，突出业务能力，选拔程序高效灵活，注重实效。其次是“行政高管”和“市场高管”的职责定位、价值理念和事业观大相径庭，对激励方式的需要有着根本的区别。再次是“事业留人”还是“待遇留人”的激励机制方面，国有资本更注重为员工构建广阔的职业成长舞台和更稳定的职务发展通道，以此增强长期的认同感、成就感。但在股权激励、跟投、虚拟分红等多元化的激励措施上，受限于国资监管制度要求，竞争力、创新性、突破性相较非公企业明显不足。
4.在企业文化上，价值观念存在争议
从价值机制上看，国有资本的传统价值机制是“全民所有、政治导向、以员工为中心、按劳分配”。非公资本的价值机制是“私人所有，市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按贡献分配”。从价值逻辑上看，国有资本遵循的是“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企业利润”的价值逻辑，而非公资本遵循的是“企业利润－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价值逻辑。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冲突，使得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在经济效益与政治责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国之大者”与“小富即安”的选择上，通常存在较大争议。
5.在党建融合上，职责定位难以界定
现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并未明确。这类企业的党组织与其他企业治理主体的权责界面、自身的职责任务与工作内容无法清晰界定。一方面作为国有资本控制企业的党组织，不能游离于公司治理体系之外，更不能“形式化”和“虚无化”，应当与公司治理体系充分衔接、相互融合，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党组织的权责边界和功能任务，坚持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企，不能从“统揽各方”变成“包办所有”，更不能影响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治理效能。在实践中，哪些必须方面需要严格遵守？哪些方面又可以灵活掌握？很难清晰界定并合理把握。
用矛盾论的思想和方法 指引走出管理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来提升辩证思维能力。他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承认矛盾”，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的观点；“分析矛盾”，体现了矛盾特殊性的观点；“解决矛盾”，体现了问题导向的分析观点；“抓住关键、找准重点”，体现了主要矛盾和内因的决定性观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观点。
所以，在如何解决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困局上，我们要正确看待当前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尊重这类企业的特殊性，在管理思路和工作方法上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而异，因物而异”。要准确把握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找出管理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本质原因，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推动改革实践向前发展。
（一）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正确认识差异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本质特点，充分认识到多种所有制交叉制衡的治理结构和不同价值取向带来的天然特殊性，正确看待在管理要求上与传统国有全资、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巨大差异。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解放思想，绝不能生搬硬套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不能教条僵化。管理理念上要“尊重差异”，尊重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理念分歧，构建“国民共进”的新型治理关系，形成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拒绝“唯我独尊”，杜绝“零和博弈”。管理举措上要“坚持差异”，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管控模式，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科学合理界定国有资本出资人管理边界，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加大“因企施策”探索，在决策机制、管控内容、信息披露、监督约束等方面广泛探索差异化管理，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二）用矛盾的内因和外因原理处理好监管要求和改革实践的相互关系
当前，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困局的内部深层次原因是国资监管要求和企业多元诉求的矛盾，关键症结是程序规范和决策效率的冲突，本质是发展和安全的问题。因此，要把建立健全市场化改革和国资监管要求相容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主要突破口，探索建立国资监管“负面清单式”的经营决策体系，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市场化，激发企业内生活力，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在竞争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的安全。要注重发挥外因的推动作用，加大改革试点力度，建立改革试点定期跟踪评估机制，加快实践成果转化，通过基层实践来推动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将行之有效的做法通过法规、政策制度化，用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实践创新。
（三）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原理把握关键问题
具体到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正确处理好如何构建科学制衡的治理结构、如何发挥好党组织的功能作用、如何守住重大风险的底线这三类矛盾，是化解各类管理难题的关键所在。
1.正确处理好新型治理结构的关系
积极构建多元统一、多方共赢的法人治理体系，既要有“混”的表面形式，更要有“合”的精神实质。首先是建立结构合理的股权架构，主要非公股东的股权（表决权）比例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与国有大股东的科学制衡，降低“一股独大”带来的治理效率低下问题。其次是打造多方制衡、授权充分的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构成要多元兼容，防止大股东控制，也要防止内部人控制，真正体现多方利益，真正能够引领企业发展。再次是建立高度市场化、职业化的经理层队伍。推动行政高管与市场高管的选拔聘用、业绩考核、薪酬机制统一标准，一体实施，营造高管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优势互补的融洽氛围，提高企业决策和管理效率。
2.准确把握好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实践载体，要设法构建党领导下的新型公司治理关系。“特色”就特在将国有资本的政治优势和非公资本的市场化优势融合，实现互补共赢。“新型”就新在要把加强党的领导的普遍性要求，与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特殊性结合起来，积极发挥管方向、重协调、促发展的作用。“管方向”就是要做到把企业经营目标、管理者的利益和职工利益同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重协调”就是要注重协调企业各方利益关系，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促发展”就是要积极推进党建与经营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主多元的企业文化，增强干部职工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发挥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3.严格守护好不发生重大风险的红线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当前，国资监管理念正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国资监管的整体思路已提档升级，自然对如何推动国资企业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因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特殊性，资产管理和财务情况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关注重大风险的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要设置委托授权“红线清单”，加强国有资本对内控、合规、风险等监督力量的控制，设计合理的监管机制、介入机制，构建系统完整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工作体系。
集团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
试点企业的管控思路建议
集团是改革的先行者、实践者和创新者。早在2019年，集团就出台了《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指导意见》，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两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差异化管理得到了广泛欢迎，相关企业党的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活力和效率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持续规范，实现了平稳快速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集团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该向何处发力，如何走好差异化管理之路，笔者认为，应该坚持把握共性的基本要求，充分考虑企业个性的差异，发挥微观治理的效能，加快经验总结，以点带面，实现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一）把握基本原则，共性要求毫不动摇
深刻认识国有资本的“政治属性”，坚决做好集团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的顶层设计，高度重视国资监管普遍性、原则性要求的贯彻落实，在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产权管理等方面坚持一以贯之、一插到底、毫不动摇，防止改革的随意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确保企业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
（二）充分考虑差异，个性要求因企施策
充分考虑各试点企业不同行业特点、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尊重企业个性的发展需要，“一企一策”实施差异化、个性化监管。要避免走入制度越多越好的管理误区，该管的坚决管住，不该管的充分放权，坚持精准施策，体现制度和改革的张力。
（三）发挥微观治理作用，促进试点企业健康发展
在试点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要坚持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关键是用好用活“志、情、策、术”4个字。志：“志同道合”，始终坚持把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追求贯穿于经营发展的全过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坚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构建共同的情感空间，促进和谐共融。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预先安排来确保试点企业的长治久安。术：始终坚持尊重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尊重企业原生生态、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如果发生冲突，要守住底线，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四）加快经验总结，推动监管法规完善
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推出一些更有针对性、开创性的改革举措。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鼓励引导支持基层探索更多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集团是改革的产物，改革是集团的基因。要发挥改革试点的先导作用，加快总结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推动相关监管立法完善。用新的实践推动制度创新，用新的制度指导新的实践。
( 来源：国企混改研究)